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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的科學傳播活動

時間:2019-07-27 來源: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郭海洋 本文字數:7916字

  摘    要: 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的發展與晚清政治運動有著密切關系, 在戊戌變法過程中, 科學教育也與其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戊戌變法過程中的一些舉措使得國人對于“科學”的理解不斷加深, 維新派相繼介紹了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 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 戊戌變法; 中國近代; 科學教育;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of 1898, scientific education also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t. Some measures in the reform of 1898 deep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scientific spirit were introduc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education.

  Keyword: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Modern China; Scientific education;

  戊戌變法時期, 維新派通過辦報刊、興學堂、辦學會, 對近代科學的啟蒙與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國人對“科學”的認識也逐步深化、清晰。因此這三項舉措被稱為是維新變法的三要素。譚嗣同曾說道:“而假民自新之權以新吾民者, 厥有三要:一曰創學堂、改書院, 以造英年之髦士, 以智成才之宿儒也……二曰學會, 學會成, 則向之不得入學堂、書院而肄業焉者, 乃賴以萃而講焉……三曰報紙, 報紙出, 則不得觀者觀, 不得聽者聽。”[1]這些措施的推行, 都對科學知識的傳播有著積極作用。

  一、維新派辦報刊與科學傳播

  晚清以降, 教會機構曾在我國成功創辦《萬國公報》《格致匯編》等一些報紙來擴大西學的影響力, 到了清末戊戌變法時期, 我國維新知識分子自辦的報紙、雜志等社會媒體傳播手段也得到了很大發展, 國人自辦報紙盛行, 以此來傳播科學以開風氣, 受到了眾人的追捧。

  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提道:“言政者, 可閱官報;言地理者, 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 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 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 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 可閱醫報;言工務者, 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 可閱各種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各家之報。有一學即有一報, 某學得一新義, 即某報多一新聞。體繁者證以圖, 事賾者列為表, 朝登一紙, 夕布萬邦, 是故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 言學者得觀善琢磨之益。”由此可見, 梁啟超極為看重報刊的積極作用。

  1895年, 梁啟超、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創辦了宣傳變法的報紙《中外紀聞》。《中外紀聞》隔日出版, 每期3 000份, 免費贈送。同年還在上海創辦《強學報》, 也有很大影響, 后來被清政府取締。1896年, 康有為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 銷量達萬余份。很快, 國人自辦報紙一時興起, 增加到數十種, 著名的有湖南的《湘報》、天津的《國聞報》等。

  值得一提的是, 這期間還出現了純科學的雜志, 如1897年1月, 瑞安利濟醫院學堂在浙江創辦了我國第一種醫學雜志——《利濟堂學報》;1897年5月, 上海農學會創辦了第一種農業科技雜志——《農學報》;1897月, 黃慶澄在浙江溫州創辦了《算學報》月刊;1899年, 嚴杏林、嚴槐林兩兄弟, 朱憲章、朱成章兩兄弟分別在浙江和廣東創辦了《算學報》等。在這些雜志的先導之下, 1900年11月, 杜亞泉于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種綜合性自然科學雜志——《亞泉雜志》, 刊載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數學、地學等方面的論文;1901年, 他又發行了《中外算報》;1903年, 上海科學儀器館創辦了《科學世界》, 刊登物理、化學、數學、地學、氣象學、生物學等多學科論文。[2]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的科學傳播活動

  1897年7月, 黃慶澄于浙江溫州創辦了我國第一份數學期刊——《算學報》, 它也是最早的現代科技雜志之一, 影響較大, 甚至流傳海外。《算學報》“專擇近日算學中最切要者演為圖說, 俾學者由深而淺, 循序而進, 即窮鄉僻壤, 無師無書, 亦可戶置一編, 按其圖說, 自尋門徑”, “實為開風氣之起見, 區區苦心, 識者見之”。《算學報》自第二期起就移至上海出版, 并在時務報館、格致書院等地都設點經營。自1897年7月到1898年6月, 每月一冊 (一期) , 共十二冊。各冊內容如下:[3]297

  第一冊:主要講四則和分數運算, 共有40頁。第二冊:主要講比例 (總論、正比例、轉比例、合比例、加減比例等) , 共37頁。第三冊:主要講開方提要, 有33頁。第四冊至第十冊:主要講了代數論, 每冊各30頁。第十一冊和第十二冊:主要講幾何第十卷釋義, 各30頁。

  由以上《算學報》可以看出, 當時所創辦的一些報刊, 對于科學普及以及科學教育的發展具有積極影響。

  二、維新派辦學校與科學傳播

  戊戌變法時期, 維新知識分子在傳播科學方面有一個重要舉措, 那就是興辦學校。書院作為我國古老的教學形式, 往往以讀經講經為主, 在長期單純的經史內容教育之下, 學生缺乏創新性以及缺乏科學方法的訓練。為此, 整頓書院成為當務之急。

  嚴復曾說道:“中國此后教育, 在在宜著意科學, 使學者之心慮沈潛, 浸漬于因果實證之間, 庶他日學成, 有療病起弱之實力, 能破舊學之拘攣, 而其于圖新也審, 則真中國之幸福矣。”[4]除了重視學校科學知識的傳授之外, 嚴復還提倡用求實的科學方法來指導學校教學, 只有在這種實證的科學方法指導下, 學生才能求得真學問。

  嚴復的科學教育觀, 奠定了我國近代學校科學教育觀的雛形, 雖然在當時沒有產生極大的影響, 但其作用還是不容忽視的, 從表1可見一斑。

  表1 1896—1902年全國各地普通中小學課程要覽
表1 1896—1902年全國各地普通中小學課程要覽
表1 1896—1902年全國各地普通中小學課程要覽

  續表1 1896—1902年全國各地普通中小學課程要覽
續表1 1896—1902年全國各地普通中小學課程要覽

  這一系列民間新式學堂的出現, 為我國科學教育在學校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其中較有名的是天津中西學堂。天津中西學堂是盛宣懷在1895年創辦的, 分為頭等、二等兩級。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 以美國哈佛、耶魯大學為藍本設計, 四年制五個專業:工程學、電學、礦務學、機器學、律例學。

  四年的課程安排分別如下:[5]第一年:幾何學, 三角勾股學, 格物學, 筆繪圖, 各國史鑒,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第二年:駕駛并量地法, 重學, 微分學, 格物學, 化學, 筆繪圖并機器繪圖,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學, 化學, 花草學, 筆繪圖并機器繪圖,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第四年:金石學, 地學, 考究禽獸學, 萬國公法, 理財富國學,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

  高等學堂的五個專業所學習的課程分別是:

  工程學專業:演習工程機器、汽水學、橋梁房頂學、開洞挖地學、測量地學、材料性質學、重學水力機器學。電學專業:電理學、傳電力學、電報并德律風學、用電機理、電房演試。礦務學專業:深奧金石學、礦務房演試、測量礦苗、化學、礦務略兼機器工程學。機器學專業:深奧重學、機器、汽水機器、繪機器圖、材料勢力學、機器房演試。律例學專業:大清律例、萬國公法、各國通商務約。

  二等學堂為中學程度, 也就是外國所稱小學堂。學制也是四年, 其課程設置如下:

  第一年:英文初學淺言, 英文功課書, 英文字拼法, 朗誦書課, 數學。第二年:英文文法, 英文字拼法, 朗誦書課, 英文尺牘, 翻譯英文, 數學并量法啟蒙。第三年:英文講解文法, 各國史鑒, 地輿學, 英文官商尺牘, 翻譯英文, 代數學。第四年:各國史鑒, 坡魯伯斯第一年, 格物書, 英文尺牘, 翻譯英文, 平面量地法。

  天津中西學堂是中國最早的分級新式學堂, 其頭等和二等學堂分別是我國最早的中學和大學, 其課程的設置已增加了科學教育內容, 雖相較于現在完整的科學課程體系內容不完整, 但在當時還是產生了一定影響的。

  鑒于當時所出現的一些新式學堂, 光緒二十二年 (1896) 九月, 禮部《議覆整頓各省書院折》中翰林院侍講學士秦緩章曾奏請整頓各省書院預儲人才一折中稱:“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 人才之盛衰系乎學校;欲補學校所不逮而切實可行者, 莫如整頓書院之一法。”“整頓書院約有三端”, 分別是課程內容、重師道、經費。其中課程內容的整頓是首要的, 主張將課程內容分為六類:“曰經學, 經說、講義、訓詁附焉;曰史學, 時務附焉;曰掌故之學, 洋務、條約、稅則附焉;曰輿地之學, 測量、圖繪附焉;曰算學, 格致制造附焉;曰譯學, 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士之肄業者, 或專攻一藝, 或兼習數藝, 各從其便。制藝試帖未能盡革, 每處留一書院課之已足。”這一提議得到了朝廷官員的支持, 1898年, 康有為在《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中寫道:“奏為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 鄉邑淫祠為小學堂, 令小民六歲皆入學, 以廣教育, 以成人才”, “竊頃迭奉上諭, 開辦大學堂, 停止八股, 舉行經濟常科……泰西各國, 尤崇鄉學, 其中等學校小學校遍地, 學校以數十萬, 生徒數萬萬, 舉國男女, 無不知書識字, 解圖繪, 通算學, 知歷史, 粗諳天文地理之人, 中學以上, 咸有天文地輿, 光化電重, 公法律例、農工商礦、各國語言文字師范之學, 故非獨其為士者知學也”[6]。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倡導之下, 一時之間, 書院都紛紛改成學堂, 各種新式學堂也不斷興起,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京師大學堂的建立。

  1896年, 維新人士一再建議設立“京師大學堂”作為國家最高學府, 但因頑固派的阻撓, 直到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才正式成立。1896年, 李瑞棻《請推廣學校折》中, 第一次正式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堂”, 建議“學中課程一如省學, 惟益加專精, 各執一門, 不遷其業, 以三年為期”。在這個奏折中, 李瑞棻提出了五項建議, 即設藏書樓、開譯書局、廣立報館、創儀器院、選派游歷等。隨后, 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也很快上奏《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 提到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應該“參仿各國大學堂章程, 變通辦理, 以切時用”。關于立學宗旨, 認為“應以中學為主, 西學為輔;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 以西學補之, 中學有失傳者, 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 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

  根據以上辦學宗旨, 京師大學堂的“課程分普通、專門兩類。普通學, 學生必須通習;專門學, 人各占一門或二門。普通學科目為經學, 理學, 掌故學, 諸子學, 初級算學, 初級格致學, 初級政治學, 初級地理學, 文學, 體操學, 語言文字學。專門學科目為高等算學, 高等格致學, 高等政治學、法律屬之, 高等地理學、測繪屬之, 農學, 礦學, 工程學, 商學, 兵學, 衛生學、醫學屬之”[7]。同時還規定, 30周歲以下的學生, 必須在英、法、俄、德、日五門中選修一門外文, 考驗學生采用積分制。

  關于大學的分類, 建議分為十科, 包括天學科、政學科、文學科、武學科、道學科、農學科、工學科、地學科、商學科以及醫學科。這些措施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贊同, 但由于受到頑固派的阻撓, 成立大學堂一事被耽擱下來。直到1898年維新變法時期, 光緒皇帝才于7月3日發布上諭, 成立京師大學堂。

  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后, 變法中設立的各種機構全部撤銷, 唯獨京師大學堂“以萌芽早, 得不廢”。但縮小其規模, 僅設“仕學院”, 同時附設中、小學堂, 可招生不足。1898年12月, 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 “學生不足百人”, 課程僅設《詩》《書》《易》《禮》四堂, 《春秋》二堂。“竟竟以圣經理學詔學者, 日懸《近思錄》、朱子《小學》二書以為的。”小學午前讀經, 午后習科學, 如格致、算術、化學、外語等。仕學院及中學生午前無功課自習經史, 午后均習科學。京師大學堂在戊戌變法之后得以保存下來, 但隨著八國聯軍侵占北京, 京師大學堂又不得不停辦了。

  在這一時期, 維新派知識分子所創辦的各類新式學堂, 強烈沖擊了我國傳統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同時, 這些學校也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一時之間, 使得融入科學教育內容的學堂蔚然成風。

  三、維新派辦學會與科學傳播

  早在維新變法之前, 一大批熱血青年留學歸國, 他們思想開放, 接受過系統的科學教育, 目睹國家的落后腐敗、人民思想愚昧, 開始積極奔走, 以期通過辦學會和報刊以開民智, 改變國家落后的局面。

  從甲午戰后到戊戌變法這一時期, 維新知識分子秉持梁啟超“欲振中國, 在廣人才, 欲廣人才, 在于興學會”, 以及康有為“思開風氣、開知識, 非合大群不可……所以成立學會既可廣人才, 又可開知識”的觀點, 積極創辦學會, 一時間學會林立。此外, 梁啟超還列舉初學會的16項具體措施, 如廣開人才、譯印圖書、科學實驗、擴大藏書及對外交流等。

  在體制的推動下, 各種科學學會和科學研究機構逐步建立。譚嗣同在1895年率先在湖南組織了第一個新的學會團體——算學會。除此之外, 當時所成立的各種學會中比較著名的有上海的新學會、算學會、譯印中西書籍公會、醫學善會、蒙學公會;北京的強學會、強學小會;廣州的農學會、顯學會、公理學會;浙江的群學會、興浙會、化學公會;湖南的湘學會、輿算學會、群萌學會、公理學會等。在我國中東部地區的各省基本上都設有學會, 可謂“學會之風遍天下”。自然科學方面基本上是“有一學即一會”, “一年之內學會數百”。

  這些學會的創立, 對于當時傳播科學知識及思想、開闊人們視野、啟發民智的作用是不容小覷的, 有力地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學會設立, 源自西方, “在西方科學學會的建立標志著科學社會建制化的實現, 是現代科學走向社會化、體制化的表現之一”。學會在科學發展史中的以上種種作用, 可以在以下幾個例子中得以體現。

  當時上海農學會的創辦宗旨是“擬復古意, 采用西法, 興天地自然之利, 植國家富強之原”, “廣樹藝, 興畜牧, 究新法, 浚利源”。學會的主要工作是: (1) 做實驗:“在江浙兩省地方購田試辦”, “除樹藝五谷外, 博采中外各種植物, 一一試種, 兼及飼養牲畜等事”。 (2) 翻譯農書。 (3) 創刻農學報章, 專門翻譯各國農務類報紙。 (4) 開設制造糖酒等廠。 (5) 設立農務學堂。 (6) “開辟各地”。 (7) 購買各種器具, 試果貢捷合宜, 即如式仿造, 以利民用。 (8) “設售谷所, 驗蠶種處, 及購買西國大馬和名畜”。 (9) “聘化學老師一人, 化驗土質, 動植物學師一人, 研究各物體性, 先立一堂, 日漸推廣”。 (10) 設賽會“各操所業以相比賽”。 (11) “請于所居之地, 就近訪查雨旸旱澇、土宜物產、農物價值與農業巧拙、豐歉及一切有關農學之事, 每年隨意函告總會或分會一二次。”[3]304-305

  上海農學會的這些活動對民眾科學知識的普及作用是明顯的, 也代表了當時很多學會的創辦理念。當時的《上海強學會章程》中就這樣寫道:“入會諸君, 原為講求學問……自中國史學、歷代制度、各種考據、各種詞章、各省政俗利弊、萬國律例、萬國政教理法、萬國公法、古今萬國語言文字、天文、醫藥、金石、動植、氣力、治術、師范、測量、書畫、光、聲、物理、性理、生理、地質、商務、機器制造、營建、文字減筆、鐵路、電線、電器制造、農務、畜牧、地輿、化、重、輪船、礦學、水陸軍學, 以及一技一藝, 皆聽人自認。與眾講習, 如有新得之學術, 新得之理, 告知本會, 以便登報。將來設立學堂, 亦分門教士, 人才自盛。”[8]由此可見, 維新派所創辦的學會包括了科學研究創新, 同時也包括知識傳遞教育, 在客觀上對近代科學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所興起的諸多學會, 對于開民智慧、傳播科學知識是極有用的, 而且還提供了一條非官辦的、非家傳的、非某些經濟實體所屬的專業性科學組織之路。就學術性而言, 它們主要還是一種學習機構, 但因其主要成員大多是政治家而不是科學家或者技術專家, 所以對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只能學而沒有能力進行研究, 因此, 基本上都沒有進入科學技術的前沿領域, 只是引進和普及科學知識、科學技術。

  1898年9月21日, 慈禧發動政變, 戊戌變法失敗, 清政府查禁學會, 一時之間眾多學會紛紛被查禁, 曾經林立的學會僅存上海農學會一家。通過學會開民智、傳播科學知識、改進民眾對科學技術的態度的途徑被堵住了。

  通過辦報刊、辦學校、辦學會等一系列的宣傳, 推動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建立一套激勵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的制度, 已成為社會的強烈呼聲。時人普遍認為:“凡技藝中有能自出新思, 標新立異, 自成一家, 為他人所不能為者, 國家予以文憑, 準其專利若干年, 自五至二十三年不等……不準他人仿效, 年歲已屆, 始準他妙法制造。”維新派堅持科技發展需要法律的保障和物質上的激勵。因此, 光緒皇帝“下明詔獎勵工藝, 導以日新, 令部臣議獎創造新器、著作新書、尋發新地、啟發新俗者”, 且“與以高科, 并許專賣”, “加以爵祿”, “優與獎給”。

  1898年7月5日, 清政府頒布新政, 明確提出獎賞士民著作新書及創造新法, 并準其專利售賣, 獨立創建學堂、開辟地利等人給予特賞。7月13日, 清政府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共十二項內容, 它標志著以官方形式把西方獎勵科學技術創造發明的專利制度引進中國。雖然戊戌變法只是曇花一現, 《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并未得到貫徹落實, 但一向被視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學技術能夠得到清政府的承認和鼓勵, 在我國近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也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

  四、余論

  近代中國有一個從“格致”到“科學”的用詞轉變過程。傳統中國不區分科學與技術, 洋務運動時期雖然對“格致”一詞有不同的解釋, 主要集中在聲光化電、物理化學、制造技藝等學科, 而重點還是針對“器用”上, 這等同于近代科學技術的“技術”層面。為此, “格致”一詞并不包含西學中的社會科學內容。

  中國近代第一個使用“科學”一詞的人, 當是英語翻譯出身的晚清著名企業家唐廷樞, 是在1878年。[9]1898年, 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使用了這個詞匯。1902年, 梁啟超在《格致學嚴格考略》中將“格致”與“科學”互用:“倍根常曰格致之學, 必當以實驗為基礎;又曰一切科學, 皆以數學為其根。實為后世實驗家之祖。”1902年, 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不再使用“格致”一詞, 而使用了“科學”, 如“且其所謂藝者, 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四者, 皆科學也”。至此, 人們開始接受并采用“科學”一詞來指代近代科學, 1906年以后, “格致”一詞完全被“科學”所取代。

  隨著“科學”一詞的廣泛運用, 其內涵也不斷明晰并深化, 它開始涉及自然科學背后及社會科學本身的客觀理性精神, 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技術層面, 并有意識地概括科學的內涵, 極大地加深了對現代科學的理解, 這表明它開始超越了格致之學在邊界上的作用。如嚴復就說道:“今之稱西人者, 曰彼善詭計而已, 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 如汽機兵械之倫, 皆其形而下之粗跡, 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 亦其能事之見端, 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茍扼要而談, 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 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10]由此段話可見, 嚴復的觀點相較于洋務運動時期眾人的“器物科學”觀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他認為格致之學的命脈是“黜偽而崇真”, 即“真”的原則, 并認為這種原則決定著社會的安危。

  無論是在學科建設和科學思想形成方面, 還是在輿論宣傳和實踐措施方面, 維新變法運動都對促進我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在維新變法運動的推動下, 京師大學堂及“學部”相繼建立。同時, 經過長期的宣傳和社會力量的推動, 1905年, 科舉制度被終結, 為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解除了一大枷鎖。科舉制與我國傳統的翰林院、國子監、書院、私塾、孔廟等都是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被歷史所淘汰的機構或制度。

  由于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 出現了科學滲入科舉的構想和行動。例如, 同治九年 (1870) , 閩浙督臣英桂等上折奏請開設算學科;光緒元年 (1875) , 禮部上折奏請開設算學科;光緒十年 (1884) , 潘衍桐上折奏請開設1905年藝學科, 他們都試圖改變以經書為考試內容的舊科舉, 要求仕途給科學以席位。這有力地沖擊了封建教育制度, 為以后廢書院興學堂, 建立和實施《癸卯學制》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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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王栻.嚴復集 (一) [M].北京:中華書局, 1986:2.

    郭海洋.戊戌變法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的發展[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2(03):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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