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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史學思想內容探究

時間:2019-08-27 來源:學理論 作者:劉書鳳 本文字數:3808字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奠基者, 他的史學思想內涵十分豐富, 其主要內容包括:批判傳統史學、進化史觀、因果律、辯證的英雄史觀、倡導史學的科學化、新史學的自省性以及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等內容。這些是梁啟超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 并對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關鍵詞:梁啟超; 史學; 思想; 因果律;

  作者簡介: 劉書鳳 (1995-) , 女, 河南周口人, 碩士研究生, 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9-03-04

  Received: 2019-03-04

  梁啟超 (1873—1929) , 字卓如, 號任公, 又號飲冰室主人, 廣東新會人。他一生所撰史學著作頗豐, 如《中國史敘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史學》《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及《梁啟超論中國文化史》等, 他的史學思想前后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他為中國史學的近代化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一、梁啟超從事歷史研究的初衷

  近代民族危機嚴重, 變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在史學領域, 變革傳統史學, 建立近代史學也是歷史的趨勢。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批判舊史學:“雖讀盡全史, 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 團結其合群之力, 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 故“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 使我四萬萬同胞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 則本國史學一科, 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皆所當從事。”[1]91梁氏認為, 人們可以通過了解歷史來明了自身民族和國家的發展, 特別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 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故“史界革命不起, 則吾國遂不可救”[1]91, 將史學提到了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當然, 梁啟超也注重史學的資鑒功能, 以及史學可以明道等, 但就其主要目的來說還是為救亡圖存服務。

  “新史學”這一提法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的美國, 之后在1912年, 詹姆斯·哈維·魯濱遜集結成《新史學》 (The New History) , 成為美國新史學的理論代表作。關于“新史學”的定義及內涵, 學界至今未有統一的說法, 李勇教授在《中國新史學之隱翼》中將其內涵歸納如下:“擴大史學研究領域、借用其學科理論方法、追求自然科學意義的歷史認識, 成為‘新史學’的基本傾向。”[2]31902年,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提出“史界革命”的主張, 開始了中國新史學的歷程。

  二、梁啟超的史學思想內容

  梁任公一生治學勤謹, 從早期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到晚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 他從未停止過對史學的研究。他打破了傳統史學死氣沉沉的局面, 迎來了中國史學近代化的新氣象。

  (一) 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所謂“不破不立”, 梁啟超的“新史學”是建立在對封建舊史學的批駁和破除上的。戊戌變法失敗后, 梁啟超開始流亡海外。在這期間他接觸了大量的西方學說, 更加深了他對封建舊史學缺陷的認識。在《新史學》中, 他歸納了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四弊”“二病”“三惡果”;認為舊史學只以帝王、個人為中心, 完全沒有群體意識、國家意識、民族意識, 是不能夠承擔起救亡的重任的。他站在救國救亡的社會現實的立場來批判舊學, 提倡新學, 為建立“新史學”開辟了道路, 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

  (二) 進化史觀

  進化論學說的傳入, 歸功于嚴復的大力倡導。1895年嚴復先后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一系列的文章, 并著手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 向中國系統介紹了進化論思想。進化論思想的傳入, 猛烈地沖擊了長期占據人們頭腦的復古史觀、循環史觀和天命史觀。

  梁啟超作為時代的中心人物, 很快就接受了這一思想, 這在他1896年發表的《變法通議》中就有所顯露。其到達日本后, 大量地閱讀西書, 使其對進化論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在《中國史敘論》中將歷史進行時代之區分:從時間上看為“上世”“中世”“今世”的順序, 空間上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范圍, 這些都體現了他的“三世六別”的進化精神和原則。在《新史學》中, 梁啟超從三個不同的層次對新史學的性質、內容重新加以界定:一是“歷史者, 敘述進化之現象也”, 批判孟子的“一治一亂”說, 認為歷史不是簡單的循環, 而是螺旋式發展。二是“歷史者,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 “歷史所當注意者, 惟人群之事, 茍其事不關系人群者, 雖奇言異行, 而必不是以入歷史之范圍也”, 梁氏反復強調“群”“群體”“人群進化”等名詞, 表明歷史研究的對象由傳統的“君史”擴大到“群體”和“民族”。三是“歷史者,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 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句話是梁啟超進化史觀的集中體現, 既然人類社會是不斷進化的, 那么史家的責任就是寫出人類進化的歷程, 并分析其中的因果關系。

  (三) 因果律

  因果關系是一種現象必然引起另一種現象的本質的聯系, 承認客觀世界中普遍存在著聯系是唯物主義原則的一個重要方面, 也是區分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重要依據。梁啟超對于因果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承認、懷疑到否定的過程。在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中, 他提出“公理公例”的說法, 認為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因果關系, 至復賾而難理, 一果或出數因, 一因或產數果, 或潛伏而易代乃顯, 或反動而別證始明, 故史家以為難也”[3]3。由此可見因果律并不能很好地適用于歷史研究當中。在1923年的一場演講中, 即《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 他徹底否定了因果律, 將自然科學和人類史的研究區別開來, 即自然科學研究自有其規律可循, 但人類歷史由于有“自由意志”的存在, 就不能簡單地用因果律來研究了, 否則就是“不科學”“不理性”的。

  (四) 辯證的英雄史觀

  對歷史人物的認識、評價也是梁啟超史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到底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 長期以來史學界并沒有一致的看法, 梁啟超提出了一個“時勢創造英雄, 英雄亦能創造時勢”的辯證命題, 并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論述。

  英雄者, 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 皆英雄心中所蘊藏而發現者……英雄者, 乘時勢也, 非能造時勢者也。人群之所漸漬積累、磅礴蘊蓄, 既已持滿而將發, 于斯時也, 自能孕育英雄, 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于人群, 要不過以其所受人群之利益而還付之耳[4]9-10。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梁啟超對“英雄”與“時勢”的辯證看法, 而不是簡單的“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

  (五) 倡導史學的科學化

  19世紀以來, 由于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 科學主義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梁啟超將史學研究的任務規定為探求“公理公例”, 即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自序中指出:“從新會梁啟超朦朧的‘歷史科學’和‘科學的歷史’觀念起, 新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鼓勵并引導歷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統計法在內的科學方法。”[5]220世紀前半期的史學家特別是新歷史考證學派重視考據、崇尚求真, 其“新”之所在就是其近代的科學觀念和方法。

  (六) 新史學的自省性與發展性

  游歐后梁啟超的史學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轉變的主要原因有:梁啟超自身政治生涯的失敗、游歐受到新康德主義者李凱爾特等人的影響, 更加注重意志的作用;看到“一戰”給歐洲帶去的創傷以及在美國看到新大陸嚴重的社會問題;晚年梁啟超知識體系已經漸趨完備, 對于中西文明都有較為理性、全面的認識。《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梁啟超這一時期主要的史學著作,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的進化論、因果律等思想都有所轉變。把“史界革命”的說法改為“史之改造”;肯定了中國史學是人類文化中的一份寶貴遺產, 諸如:史家修養論、史學的明道與經世、撰寫史書的史筆與文心、檢討古代疑古思想、發揚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優良傳統等。

  不過, “梁啟超后期的變化, 并不完全絕對地否定了以前的自我, 而是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 因遇到了無數難以解釋或難以回答的問題所表現出的彷徨和困惑。”[6]

  (七) 新史學的寫作方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精華在于它的史學方法論。梁啟超的歷史觀雖然是唯心主義的, 但也有很多豐富的經驗, 因而在史學研究方法上給后人留下了不少可以借鑒的東西。

  1. 多學科交叉治史

  近代學術日益發達, 分科日益精細, 一些原本是史學的附庸學科都紛紛獨立出來, 如天文、歷法、典志、音律等, 所以“史學范圍應當重新規定, 以收縮為擴充也。”[3]32各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 故“今后史家一面宜將其舊領土一一劃歸各科學之專門, 使為自治的發展, 勿侵其權限;一面則以總神經系總政府自居, 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3]34所以, 在各學科當中, 史學處于總領的地位。

  2. 擴大史學研究范圍

  梁啟超在治史視野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梁啟超認為歷史研究應該“通古今文野之界觀察之, 內自鄉邑之法團, 外至五州之全局, 上自穹古之石史, 下至昨今之新聞”[1]96, 都是新史學所當研究的領域。如此, 大大拓寬了史學研究的內容。總之, 梁氏認為歷史研究包括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個方面, 并且要論述其發展過程, 對其形成、發展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科學的闡述。

  三、小結

  在中國史學發展的長河中, 由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化是必然的, 然而打破傳統史學的窠臼是易事, 建立真正的現代史學卻不容易。梁氏是開一代學術風氣的史學家, 不僅體現在治史理念上, 也開創了許多研究領域的治學門徑。梁任公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新史學的奠基者。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新史學[M].夏曉虹, 陸胤, 等校.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
  [2]李勇.中國新史學之隱翼[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4]梁啟超.自由書·英雄與時勢[G]//飲冰室合集: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9.
  [5]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M].長沙:岳麓書社, 2003.
  [6]張越.梁啟超后期史學思想的變化[J].河北學刊, 2001 (6) :111-114.

    劉書鳳.梁啟超史學思想述略[J].學理論,2019(07):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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