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法學論文 > 法律論文 > 環境法論文

風險預防原則在我國生態環境立法中的應用

時間:2019-09-23 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作者:于文軒 本文字數:11102字

  摘    要: 預防原則經由國際環境法普遍認可后, 在國家立法層面逐步得到確立。目前在環境保護的一些領域內, 正在經歷從預防原則到風險預防原則的理路轉向過程。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 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也經歷了這樣的變化, 這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等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程序法層面, 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備受關注, 也體現了風險預防原則適用領域的延展。風險預防原則在國家立法和司法裁判領域的逐步確立和展開, 內在地要求生態環境保護采用協同治理模式, 推動生態環境治理模式由單一維度的管理控制模式, 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互動模式和多區域聯合治理的模式轉變。

  關鍵詞: 生態文明; 風險預防原則; 環境治理; 預防性訴訟; 協同治理;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t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level after universal recognition b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is development also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especially in some area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rational shift form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to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whi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field of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procedural level,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exte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ecautionary principles.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launched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djudica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dopt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model from a single dimensional management control model to a multi-regional joint governance model.

  Keyword: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eventive litig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縱觀環境法制發展史,環境治理理念的變遷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環境治理方式。從“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1]329所體現的嚴格的禁止性規范,到工業革命以后普遍施行的補救性環境規制手段,再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地引入預防理念,成就了一條理念演變以及在其影響下制度演進的線索。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環境法制在探索中前進,其目標體系亦隨之演進。從最初的強調事后治理到預防思想逐步確立為法律原則,至近些年來由預防原則向風險預防原則轉向,已然成為我國環境法發展的一個趨向。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提出“有效防范生態環境風險”的目標及相應的措施,將生態環境風險防范問題置于重要的地位,預示著風險預防原則將在國家生態文明戰略層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七十年之變遷:從末端治理到風險預防

  國家立法層的預防原則,是在應對環境污染的國際法行動基礎上逐步確立起來的。環境法目標體系的變遷,導致預防原則在某些領域內向風險預防原則漸進式演化。在新中國70年的環境法制發展歷程中,也體現出這一演進脈絡。在風險預防原則中,一個核心的觀念可以有效地應對具有客觀性和不確定性特征的生態環境風險。

  (一) 預防原則及其地位

  環境法上的預防原則肇始于應對環境污染的國際法努力。由1941年“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和1949年“哥甫海峽案”確立“任何國家皆需對其境內活動所造成的跨國界環境危害,以及可預見的環境風險負起防治或預防的責任”原則為發端,到1992年《里約宣言》明確“國家應依據其能力廣泛地采取預防性策略,以保護環境”1,以及《保護與使用跨國水道與國際湖泊公約》明確規定預防原則和《奧斯陸巴黎保護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公約》等國際條約對預防原則的承繼,預防原則在國際法層面逐步確立。在判例法層面,1995年“核子試爆案二”、1997年“匈牙利/斯洛伐克水壩案”、1999年“南方黑鲉案”、2001年“MOX核廢料加工廠案”等,為預防原則在國際環境爭端中提供了國家實踐的范例。[2]
 

風險預防原則在我國生態環境立法中的應用
 

  環境法上的預防原則,是指對環境開發與利用行為產生的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等問題事先采取預測、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造成的損害。[3]49預防原則作為一個學理概念,在學界有不同的稱謂,如“預防為主原則”[4]612、“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原則”[5]126、“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原則”[6]86[7]399[8]34[9]71,等等。

  在我國,自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初,環境法制發展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10]1973年8月,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 (試行草案) 》,這也是新中國第一項環境保護專門文件。同時,我國開始了對“三同時”制度、排污許可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重要制度的探索。我國1978年《憲法》第1條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由此將環境保護的目標上升到根本大法的層面。1979年,我國頒布《環境保護法 (試行) 》,此后陸續頒行了《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環境單行法。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第1條確立了“防治結合”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修訂了《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噪聲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污染防治立法,但從內容看,這些立法中“治”的特征顯于“防”。[11]

  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20世紀末,“全過程管理”逐漸成為環境立法的重要特征,“預防為主”成為廣受認可的環境法原則。1993年全國第二次工業污染防治工作會議提出“從末端治理向生產全過程控制轉變”[12],體現了我國的環境保護從事后治理到全過程防治結合的轉變。1994年,我國發布《21世紀議程》,將人口、環境與發展統籌考慮,提出了中國式的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與實現路徑。在此推動下,我國開始了對《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單行立法修訂或者制定的浪潮。

  從環境法的目的體系看,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可以劃分為目標性原則和手段性原則兩類。目標性原則,是指旨在確立環境法目標和宗旨的原則,它是環境法制度安排的導向;手段性原則,是指旨在實現環境法的目標性原則的要求,并為環境法目的的貫徹提供實體性依據的原則。預防原則與損害擔責原則 (3) 、公眾參與原則共同構成了環境法的手段性原則;而協調發展原則,則屬于環境法的目標性原則,其直接指引并深刻影響著包括預防原則在內的手段性原則內容及其制度實現。

  (二) 體系性目標之嬗變

  我國環境法上協調發展原則的內涵經歷了一個嬗變的過程。在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中,協調發展原則被表述為“國家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 (1) 。在此,“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被作為參照系,環境保護工作需要據此調整和適應。這也是通常被評價為“環境保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因。

  隨著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以及環境管理內在規律性要求的不斷凸顯,這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遭遇巨大挑戰。這種挑戰不僅來自于學理層面對預防原則專注于損害結果的討論,也來自于實踐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產生的越來越多的問題。這一情形在2005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有了改變。該《決定》要求“促進地區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在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和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實行限制開發,在堅持保護優先的前提下,合理選擇發展方向”。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進一步要求“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2014年《環境保護法》又在此基礎上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要求“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3。

  不難發現,25年間,在“協調發展原則”框架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深刻變化。在現行國家生態環境政策和環境基本法的視野下,環境保護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看齊的“標桿”。協調發展原則這一“站位”的變化對預防原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預防原則相應地聯動反應。4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在一些領域中,從一般的預防原則演變為更加嚴格的風險預防原則。一般認為,這種演變體現著預防的對象從“損害”轉變為“風險”。

  (三) 風險預防原則之引入

  在國際法領域,風險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5) 首先在北大西洋的區域性海洋環境保護領域引入。在此之后,先后有其他國際條約對風險預防原則作出了規定,其最初的適用范圍也從海洋環境保護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如應對氣候變化、危險物品管制、生物多樣性保護等。

  根據1992年《里約宣言》的闡釋,風險預防原則是指為了保護環境,按照本國的能力,采取預防措施,遇有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的威脅時,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確實證據為理由,延遲采取措施防止環境惡化。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也作出了類似表述。6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存在對生態環境損害的威脅,即環境風險;此種損害被估計為是嚴重的或者是不可挽回的;可能 (但非必然) 缺乏科學上的確定性。

  在環境法領域中,“風險”是指在某一特定環境或時間內某種損害發生的可能性。[13]63生態環境風險,是指生態系統及其組分所承受的結構和功能的損害的風險[14]4,具有客觀性和不確定性兩方面特征。在此,客觀性,是指在生態系統中必然存在生態環境風險,其存在和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確定性,是指難以通過事先獲取的有限信息準確判斷生態環境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況,包括發生的確切時間、具體強度和影響范圍等。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這種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選擇的變量、測定的方法、采集的樣本、使用的模型以及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等方面。[15]需要澄清的是,有學者認為風險是一種心理感受7,這實際上一方面混淆了風險的客觀性和不確定性的內涵,另一方面是混淆了風險本身與風險認知之間的關聯性,即風險是具有 (轉化為損害的) 不確定性的客觀存在,但風險認知屬于心理感知的范疇。

  在一些場合中,風險預防原則被劃分為強風險預防原則和弱風險預防原則。強風險預防原則 (Strong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是指一項行動只有被確認為沒有任何危害的情況下方可進行,這在1982年《世界自然憲章》、2000年《卡塔納赫生物安全議定書》等國際法文件中有所體現。弱風險預防原則 (Weak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是指缺乏充分的確定性不能作為延遲采取預防危害的措施之理由,以《北海宣言》《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為代表。[16]在適用條件方面,二者均以科學不確定性為前提;在目的方面,二者均旨在應對生態環境惡化結果發生的滯后性和不可逆轉性。二者異質性體現在防范風險的性質、可能造成損害的證明程度、預防措施、舉證責任等幾個方面。[17]在實施策略上,強風險預防原則較少考慮從事該危險活動可能帶來的收益,只要具有嚴重的不可逆轉的危害之風險就要采取預防措施;而適用弱預防原則需要考慮和平衡采取預防措施所支付的成本與不作為時的收益,從而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18]這些特質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中均有體現。

  自21世紀初起,我國生態環境立法也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對風險預防原則的重視。2001年制定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明確提出,要“防范農業轉基因生物對人類、動植物、微生物和生態環境構成的危險或者潛在風險”8。2003年“非典”的爆發,客觀上從衛生防疫的角度推動了預防性措施法制化的步伐。在此基礎上,我國又陸續制定《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生態環境問題治理思想從全過程治理發展到源頭治理,尤其是注重事前評估以規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損害,從而為預防為主向風險預防的轉向提供了基礎。2013年爆發的全國性的重度霧霾天氣,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廣泛關注。[19]這些重大環境實踐成為推動由預防原則向風險預防原則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因。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一方面在立法目的上增加了公眾健康的內容9,另一方面增加了關于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和預防控制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的規定10,從而在環境保護基本法的層面,在環境健康領域向風險預防原則轉向。

  二、實體法的理路轉向:以土壤污染防治為例

  在我國,《環境保護法》和單行環境法傳統上遵行預防原則,但在某些領域內,目前正在經歷著一個從預防原則到風險預防原則的理路轉向。這一轉向不僅體現為國際環境法在一些領域的進展,同時也體現在一些領域內對這一轉向的肯定與確認。在一些國家關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風險預防理念亦多有體現。在我國近些年來修訂環境單行法的過程中,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一直有所期待,但實質性的突破卻直到2018年1月實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方得顯現。

  (一) 國別法考察

  在美國棕色地塊治理程序中,對地塊的污染風險進行評估是重要的步驟。美國采用“危險評級系統” (Hazard Ranking System) ,考察有害物質經由暴露途徑產生的危險性,對各種途徑產生的土壤污染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產生的危險賦予一定的量值,最后計算得出場址的危險系數。危險系數較高的地塊列入國家優先修復治理場地名單,治理修復基金將被分配給對社會和環境危害最嚴重的場地。[20]29

  英國1990年的《環境保護法案》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0) 是污染場地管理的核心立法,該法明確納入了風險評估思想。11英國的土壤污染防治采用風險管理的方法。首先,基于概念模型,確定污染物、受體和途徑之間的關聯性;其后,基于污染場地暴露評估模型,計算各暴露參數總體的風險概率和土壤指導值,對污染場地進行優先次序排列;最后,基于定量風險評估方法,確定場地污染的嚴重程度和修復時間。[21,22]

  德國的《聯邦土壤保護法》 (Federal Soil Protection Act) 將風險預防原則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創設了嚴格的風險評估程序,用于篩選污染場地。對污染場地進行調查、識別、風險評價和修復、評估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污染場地管理制度包括識別、風險評價、修復和監測四個階段。針對這些階段,立法均作出了相應的管理要求。《聯邦土壤保護與污染地條例》在該法的基礎上,規定了土壤污染和退化的調查和評估制度,明確了防范危險的要求并詳細規定了啟動值、行動值、風險預防值以及允許的附加污染額度。[23]

  (二) 我國立法因應

  從新中國70年環境法制原則的演進歷史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 (以下簡稱《土壤污染防治法》) 適用風險預防原則是一個重大突破。我國土壤污染防治采用風險預防原則,不僅因為土壤污染狀況日益嚴重,而且因為與其他類型的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治理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周期更長。[24]有鑒于這些特點,土壤污染防治法適用了上述“強風險預防原則”。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法》在這一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基于風險預防原則就土壤污染防治的各個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規定。在法律文本中,僅“風險”一詞就出現了125次之多。

  風險預防原則在實體法層面的落實,通常需要依托于具體的法律制度。為此,《土壤污染防治法》基于規劃制度、標準制度、監測制度等,貫徹風險預防原則。該法要求將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納入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并根據環境保護規劃要求、土地用途、土壤污染狀況普查和監測結果等,編制土壤污染防治規劃。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則分為國家級和地方級兩個級別。對于土壤環境監測,從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到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均承擔相應的職責。同時,土壤有毒有害物質名錄、土壤污染重點監管單位名錄制度、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等,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也有規定。如此全方位、多層面地貫徹風險預防原則,在我國環境立法中尚屬首次。某種程度上講,這可能預示著新時代我國環境立法從預防原則向風險預防原則的轉型。

  (三) 風險預防的限度考量

  正如過錯原則的適用應輔以責任限制機制一樣,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也應當具有相應的限度考量。這主要體現為安全閾值的設定和成本效益分析的適用兩個方面。

  安全閾值。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是實現風險預防原則的主要機制。在這兩大機制中,合理的安全閾值至關重要。在現實政策和立法中,往往通過調整安全閾值來影響和控制風險預防的嚴格程度:對于風險較大的行為實行更加嚴格的風險預防措施,對于風險較低的行為往往實行較為寬松的風險預防措施。[25]

  成本效益分析。風險預防原則要求在尚未發生實際的損害時就采取行動。如果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必要的,或者其成本高于預期的生態環境損害,就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為此,實行風險預防原則的同時需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對采取預防措施的成本和預防行為的替代方案均需分析,從而在風險預防措施與避免損害之間尋求相對合理的平衡。

  三、程序法的實踐回應:基于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分析

  縱觀我國環境法制發展的70年歷史,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始于近一些年。訴訟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機制,通常具有典型的“事后性”特征。將“預防性”納入訴訟機制,不僅是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在程序法層面采取的因應措施,更體現了風險預防原則適用領域的延展。

  (一) 制度建構及實踐

  針對生態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特征,尤其是對于不可逆的生態環境損害,應該未雨綢繆。[26]基于這一基本共識,一些國家在環境訴訟領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在美國的《清潔空氣法》 (Clean Air Act) 中,公民訴訟制度體現了預防原則,公民可直接對法定的違法行為提起訴訟而無需證明損害的存在。[27]德國建立了預防性不作為訴訟和確認訴訟兩項制度,在行政訴訟中預防性訴訟理論構造與實務較為成熟。[28]在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在預防性訴訟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嘗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原告為消除危險采取合理預防、處置措施而發生的費用,請求被告承擔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1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啟動環境公益訴訟僅要求提供“初步證據”,從而為提起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降低了難度。13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在我國已有所實踐。2015年9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針對實施雅礱江水電梯級開發計劃可能破壞五小葉槭生存的情況,向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對雅礱江流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的公益訴訟。同年12月,甘孜中院對該訴訟予以立案。另一個案件是,2018年7月,自然之友起訴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新平開發有限公司、中國電建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自然之友認為項目開發建設活動可能造成綠孔雀種群區域性滅絕而提起訴訟,申請人民法院判令停建戛灑江水電站。由這兩起案件的訴訟請求可見,原告的訴求是消除尚未發生但蓋然性極高的生態環境風險。這兩個案件是我國目前為數不多的具有代表性的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

  (二) 可行的改進路徑

  目前,我國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主要是針對環境違法主體的預防性民事環境公益訴訟。但在現實中,由于行政機關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引起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為數不少,因此有必要引入預防性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對違法的行政機關進行監督。[29]2017年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在第25條中增加了檢察機關補充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情形,但僅限于“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即仍以損害結果發生為必要要件,且只有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或者法定機關和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才可提起行政訴訟。這些限制條件不利于貫徹風險預防原則和督促環境保護執法機關及時行使職權。應當允許法定主體在發現環境違法行為時,直接針對失職的環境保護執法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實現對行政的有效監督。

  另一方面,推動現代環境法發展的基本矛盾,表現為“持續增長的經濟社會發展科學進步的利益需求與持續增長的環境保護的利益需求之間的沖突”[30]。在訴訟領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等方面應遵循比例原則,裁判過程中考慮預防措施的必要性、預防效果的可達到性、實施的有效性等因素。事實上,這也是上述成本效益分析在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領域的運用。在責任承擔方式上,可以吸收美國附加性環境項目 (SEPs) 的經驗14,更加靈活地設定承擔法律責任的形式,增加更具有合目的性的整改方案,有條件地減少經濟性懲罰措施,在責任承擔方式上更加體現風險預防的精神,而非補救懲罰。

  四、結論:生態環境風險防范的協同進路

  風險預防原則在國家立法和司法裁判領域的逐步確立和展開,內在地要求國家生態環境保護以協同治理模式展開。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是法律主體基于共同認可的規則,開展多面向、多角度、多層次的協作性行動,從而實現既定的環境治理目標。在現代環境法的視野下,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采取單獨、分散的對策性措施,已遠遠無法滿足風險預防原則的要求。要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規避風險,就要求對此種開發利用行為的每一個細節開展規劃與控制,所有這些都要在科學和科層制的庇護之下實施。[13]96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成為從源頭上有效規避生態環境風險的方法。這標志著國家生態環境治理模式,由單一維度的管理控制模式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互動模式和多區域聯合治理的模式轉變。新中國70年環境法制的發展歷程也印證了這一點。

  由共有財產權制度之于生態環境保護有限作用的角度觀之,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也與風險預防有著天然的關聯。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以交易成本為工具,分析資源使用者在解決自由獲取悲劇問題時的合作 (或不合作) 現象。在此,合作情形出現的條件就包括“團體中的大多數個體認為在資源所有權和管理中,合作比不合作要好;互惠互信的社會規范在團體中占支配地位”[31]211等。這種成本—效益分析為貫徹風險預防原則提供了廣泛而有益的視野,也為生態環境保護的行政規制提供了基礎。[32]120丹尼爾·科爾認為,國家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管理是“作為一種確立環境物品公共財產權的方式的污染管制”[33]35。因此,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模式有助于突破行政規制的地方性局限,便于在對廣泛區域內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實施協同管理的基礎上,貫徹風險預防原則。在有限環境資源和既定資源稟賦的條件下應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挑戰,可在貫徹預防原則的基礎上,在某些領域內施行風險預防原則,推動多主體、多要素、多方面的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也是解決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政府失靈的有效途徑。在某種意義上講,現代生態環境問題是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疊加作用的結果。這種疊加作用,加劇了生態環境管理關乎多元主體、關乎多元利益、面臨多樣態風險的挑戰。在此情形下,更新和完善治理模式,基于生態環境協同治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便成為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張覺等:《韓非子譯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2] 牛惠之:《預防原則研究———國際環境法處理欠缺科學證據之環境風險議題之爭議與努力》, 《臺大法學論叢》, 2005年3期。
  [3]汪勁:《環境法學》第4版,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
  [4]呂忠梅:《環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
  [5]金瑞林主編:《環境法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
  [6]韓德培主編:《環境保護法教程》,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蔡守秋主編:《環境資源法學教程》,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0年。
  [8]周珂:《環境法》,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年。
  [9] 陳泉生:《環境法原理》,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
  [10]曲格平:《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歷程提要》, 《環境保護》, 1988年3期。
  [11]陳海嵩:《風險預防原則理論與實踐反思———兼論風險預防原則的核心問題》, 《北方法學》, 2010年3期。
  [12]白永秀、李偉:《我國環境管理體制改革的三十年回顧》, 《中國城市經濟》, 2009年1期。
  [13]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 何博聞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4年。
  [14]蘇特爾:《生態風險評價》第2版, 尹大強、林志芬、劉樹深等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15]高秦偉:《論歐盟行政法上的風險預防原則》, 《比較法研究》, 2010年3期。
  [16]彭峰:《環境法中“風險預防”原則之再探討》,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2年2期。
  [17] 趙鵬:《不確定性與風險預防原則:一個行政法視角的考察》, 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2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年。
  [18]胡斌:《試論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 《環境保護》, 2002年6期。
  [19] 陳霖:《焦點事件與我國環保政策變遷———基于間斷—均衡理論視角》, 《政法論壇》, 2015年10期。
  [20]李靜云:《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國際經驗與中國探索》, 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 2013年。
  [21] Land Quality Management (LQM) . Land contamination management in the UK. 2015, http://www. lqm. co. uk/risk-management-process/, 2018-11-20.
  [22]劉乙敏、李義純、肖榮波:《西方國家工業污染場地管理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借鑒》, 《生態環境學報》, 2013年8期。
  [23]秦天寶:《德國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與實踐》, 《環境保護》, 2007年10期。
  [24]劉溜、劉英麗:《拿什么拯救被污染的土地》, 《中國新聞周刊》, 2005年24期。
  [25]袁炯:《淺議風險預防原則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構建》, 《資源節約與環保》, 2016年8期。
  [26]張旭東:《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規則思考》, 《法律科學》, 2017年4期。
  [27]吳凱杰:《論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 《理論與改革》, 2017年3期。
  [28]胡肖華:《論預防性行政訴訟》, 《法學評論》, 1996年6期。
  [29]湛中樂、尹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發展路徑》,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2017年2期。
  [30]李啟家:《環境法領域利益沖突的識別與衡平》, 《法學評論》, 2015年6期。
  [31]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 余遜達譯,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0年。
  [32]凱斯·R.桑斯坦:《恐懼的規則———超越預防原則》第1版, 王愛民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33] 丹尼爾·H.科爾:《污染與財產權———環境保護的所有權制度比較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

  注釋

  1 《里約宣言》第15條。
  2 2014年《環境保護法》第5條的表述也是“預防為主”。
  3 也有學者稱之為“損害環境者付費原則”“原因者負擔原則”等。
  4 《環境保護法》 (1989年) 第4條。
  5 《環境保護法》 (2014年) 第4條。
  6 盡管這種變化并非皆由協調發展原則之演變而生,例如國際環境法的發展映射于我國國內環境法制建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7 有些文獻也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譯為“謹慎原則”。
  8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條規定:“各締約方應當采取預防措施,預測、防止或盡量減少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并緩解其不利影響。當存在造成嚴重或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威脅時,不應當以科學上沒有完全的確定性為理由推遲采取這類措施。”
  9 如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中的觀點。
  10 2001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第3條 (已廢止) 。
  11 《環境保護法》第1條。
  12 《環境保護法》第39條。
  13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Rural Affairs (Defr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0, Part 2A.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0/43/part/IIA, 2019年4月28日;布萊克·史密斯環境研究所:《土壤項目政策報告》,2015年,http://www.ecegp.com/chinese/knowledge/Section-4.asp, 2019年4月28日。
  14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
  15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84條。
  16 附加性環境項目 (SEPs) 協議最大的優勢是靈活性。該協議由原告與被告共同達成。被告為減少懲罰,有足夠的動力整改生產方式;而原告作為SEPs的受益者,也愿意與被告合作尋找并實施最符合當地經濟、生態利益的解決方案。參見EPA:Office of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Assurance.Beyond Compliance:Supplemental Environmental Projects.EPA-325-R-01-001, January 2001, at 3.

    于文軒.生態文明語境下風險預防原則的變遷與適用[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59(05):104-111+221.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黑龙江时时彩大小单双玩法